自由不是什么？（一）

20世纪20年代的心理活力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反抗。这在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D.H.劳伦斯的小说中得到例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从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中得到例证。在阅读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天堂这边》以及他的其他被他那个时代不受束缚的年轻人视为圣经的小说时，我们现在很有趣地注意到，那时吻了一个姑娘或者其他在我们现在看来仅仅是小过失的行为举止，都会引起人们的狂怒。D.H.劳伦斯在他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进行了一场巨大的讨伐运动，宣称了这种观点，即其丈夫已经瘫痪的查泰莱夫人，有权利接受那个碰巧在庄园里工作的工人作她的情人。如果是今天的一位小说家来撰写这部小说，他几乎会认为没有必要将她的丈夫描绘成是一个瘫痪者，因为现在对于性自由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争论。

这并不是说这些观点本身不值得进行严肃的讨论---像“自由恋爱”、养育孩子方面的“自由表达”等观点。而是说，人们在界定它们时总带有否定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他们所反对的东西来给它们下定义的。我们反对对爱的外部限制，我们反对严格地剥夺孩子们的自由发展。以后者为例，那么强调的重点就在于父母禁止做的事情---他禁止去干涉，而且在这种教义的极端形式中，父母必须允许孩子们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人们没有看到，这样一种没有结构的生活实际上增加了孩子们的焦虑。人们也没有看到，父母显然要为孩子的行为承担大量的责任，而且积极的自由是由父母在对其孩子作为一个人（实际的以及潜在的）的真正尊重这种背景中做到这一点构成的，他给予孩子发展其潜能所有的现实空间，而且他还要求孩子不要歪曲他的需要和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