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精神分析治疗》之莫莉3

个人历史

莫莉是一对稚嫩的年轻夫妇（母亲18岁，父亲21岁）的第一个孩子，这对年轻人在二战期间在英格兰相遇并相爱，那里是莫莉母亲的出生地。他们稍微有点不太般配，莫莉母亲的家庭背景是英国的中上层阶级，而莫莉父亲的家庭是第一代爱尔兰裔的美国工人阶级。她的母亲完整地接受了12年教育，相比较，父亲只受了8年教育。母亲毫不犹豫地嫁给了“身份在自己之下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后不久，莫莉的母亲跟随士兵丈夫回到他的家乡，改信了他的宗教并成了婚，从此开始承担起家务。她从未外出工作，但事实证明，家里有太多事情需要处理，这并不令人惊讶。她的第一个孩子令她很失望，因为那不是一个她所想像的讨人喜欢、安静满足的宝宝，而是一个又活跃、又有疝气痛的宝宝。莫莉记得母亲时常对她说这些话。事实上，莫莉大部分最早的记忆都与母亲的批评、讽刺、指责或贬低有关。莫莉在我们工作的三年中，得知她的父母结婚是因为她母亲怀上了她。尽管对这一事实父母坚决保密，但我们已经开始有所怀疑，并且经过莫莉自己的侦查工作，这一事实还是浮现出来了。

另外七个孩子间隔很短地相继出生。但就在莫莉还是一个学龄前儿童时，一些不对劲的事情发生了：弟弟妹妹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出现大范围的身体和/或心理机能恶化。在莫莉成为少女之前，已经有四个孩子全都在不同年龄以不同的症状死去，还有一个孩子无可救药地发育迟滞。她的父母最初将这些生命的逝去解读为宇宙间的事故或者是信仰上的考验；直到莫莉上了大学，她的家庭才最终明白，原来父母双方都是脑膜脑炎的携带者，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先天性疾病，会引起受到感染的脑部神经中枢毁坏。尽管理论上这种状况由隐性基因引发，而且根据孟德尔法则（例如，从统计上来看，有四分之一的孩子预期会遭受影响），八分之五的后代会受此折磨。所以，贯穿莫莉人格成型的那几年，她目睹了弟弟妹妹一个又一个地遭受痛苦并且死去，却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的命运。在莫莉22岁时，她最小的妹妹死了，这个小女孩只有5岁，她的死给莫莉带来了格外强烈的丧失感。在这个小女孩的生活中，莫莉私下将自己看作是她“真正的”母亲，而且她曾希望她的照顾会以某种方式赶走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她对这个妹妹的记忆在她的治疗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很自然，在这种状况下，父母所经受的痛苦令他们很难做到去回应最年长孩子特殊的需求。莫莉的母亲不断地将她置于照顾年幼孩子的位置上，同时报以最高级别的挑剔和最低水平的情感支持。据说她的父亲除了劝她服从母亲以外，实质上在她的成长中没有承担任何角色。他是一个长途卡车司机，也是一个忧郁而退缩的酗酒之徒，在莫莉看来，他酗酒的恶习明显加快了孩子们逐个去世的步伐。虽然莫莉感到与父亲比母亲更亲近些，但是她认为父亲很虚弱，而且受母亲操控，她记得曾由衷地下定决心，决不嫁给如此容易受摆布的男人。

莫莉发展的其他关键事件不太突出。她反叛的迹象很早就出现在围绕吃饭、睡觉时间、家务杂事等而展开的战斗中，并且从来没有消失过。她早年智力快速发展，同时伴随着使用强迫和理智化防御的倾向：在三岁时，她所有的儿童宝典已经是按主题分类整理的了。她在学校一直表现优异。尽管很瘦而且发育缓慢，但她很健康，青春期的一段时间除外，当时她因为严重的肝炎而住院，由于她的母亲坚持认为她是装病，所以很晚才诊断出来。在整个性潜伏期以及青少年早期，莫莉有轻微的学校恐惧。从周日下午开始，她会因为第二天要离开家而变得越来越焦虑，出现胃部难受和惊慌失措。

正如肝炎事件所体现的那样，莫莉年轻时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基调就是母亲的批评和毫无共情。在早期的一节治疗中，她说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一位母亲在安慰女儿，她对此的反应是深深的伤心，她从未和母亲有过这样的关系。她只能记起两次，母亲温暖地对待她。这两次都是因为母亲犯了错（一次是在做蛋糕时，另一次是在缝衣服时），而母亲的积极主动是为了安抚莫莉不要怪她。莫莉和我对母亲拒绝的原因所能做的最贴近的猜测，莫过于母亲持续处于深深的压力之下，以及对漂亮女儿的嫉妒之中（尤其是在莫莉的青少年时代，而很可能战争基本上剥夺了母亲正常的青春期生活），并且母亲的性格对投射的防御方式十分依赖。她会攻击性地以并不符合女儿真实体验的方式“解释”莫莉的行为，但这很值得怀疑，因为这看上去像是她自己情感和渴望的外化。

由于这样的成长历史，不难看出莫莉如何发展成受虐人格类型。一部分，一种自我克制的取向已经直接教给了她；她的父母一贯注重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将他人置于首位。这种指示似乎不但要求她要“做母亲始终如一且毫无怨言的帮手”，也要求她要“喜欢”充当这一角色。莫莉感到教会通过劝告人们要保持无私而强化了受虐的指令，尤其是针对妇女。后来，她的护理培训则通过强调“医生永远是对的”以及“病人的需要永远优先”再次重复了这一训诫。但是除了这些她心理的外部塑造者以外，莫莉好像还产生了致病性的信念：要是她能有办法做到足够“好”，她可能能够讨回弟弟妹妹们到来之前，那曾经全部只投注在她身上的一点点母爱和关注。

治疗一开始就预示了莫莉和母亲之间不尽人意的关系最终在她的治疗当中一定会凸显出来。考虑到这一点可以帮助她对可能会出现的移情反应有所准备，第一节治疗中，我对莫莉说，在精神分析中，病人会感觉到对治疗师持有一种自己对一位双亲的强烈态度，这很普遍。“假如这是真的，那么我对你感到抱歉！”她回答说。

解决她对母亲（和总体上对她的家庭）感受的一个障碍，就是别人——一定程度上她也是——对这位女性一个接一个地失去孩子的困境感到同情。无论何时，当她感觉到对母亲生气或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受到伤害，或者哪怕是当她们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上意见不同时，母亲或父亲都会告诉她，她没有权利批评一个受了那么多苦的人。这种情感支持的缺乏，促进了分离和个体化，这是由一种家庭动力学所强化的，所有人都明白在这种家庭中，僵硬的遵从和反抗是仅有的选择，这令莫莉毫无选择的余地：要么怀着得到关怀的期望和家人待在一起，但以完全丧失自主权为代价；要么斩断所有与家庭的联结，并且为了个体化而牺牲依赖的需求。她选择了后一种路线正是她自我力量的证明，但是她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的确很高。她的婚姻状况正在制造一次个体化危机：她如何能够让自己在不因丧失感与罪责感而失去勇气的情况下，与一个伤害性的环境分离呢？